【史海鉤沉】

　　作者：張寧（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近代中國的新式工業始于鴉片戰爭后通商口岸的外資工廠、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洋務派創辦的軍工企業以及少數民族資本企業。甲午戰后，列強獲得在華投資辦廠的特權；從戊戌變法到清末新政，清政府也開始逐步推行“振興工藝”政策。內外兩股力量推動下，中國工業化進程大規模展開，而從空間上看，近代工業化主要是新式工業的擴散過程。晚清民國時期的工業發展既遵循工業化的普遍規律，又受到政治、戰爭、交通和中外關系等因素的強烈影響，工業布局的發展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后到1913年。除礦業和繅絲、水泥等依賴原產地原料供應的行業，新式工廠大都開設在沿海和長江沿岸的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區。在近代中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通商口岸具有技術、人才、資金、物流、商業渠道和稅收優勢，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體系的連接點，也是外國資本投向中國的入口，無論出口各種土貨及加工品還是向內地分銷產品、進口機器設備，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甲午戰前，外資設在通商口岸的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和公用事業企業投資總額約2800萬元。洋務派創辦的工廠和民族資本先后開設的百余家新式工廠絕大部分也設在通商口岸或附近。甲午戰后到1913年，出現了中外資本投資工業的第一次高潮。據汪敬虞統計，資本超過十萬元的外資工廠創辦投資達到一億零三百多萬元，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內資工業創辦投資達一億零七百萬元。除了采礦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廠都設在通商口岸及附近。總計內資工廠開辦數量和資本金額，上海、武漢、廣州、天津、杭州和無錫排名前六。這一時期，國際銀價暴跌造就了土貨出口加工業的繁榮。工業制造產品內銷市場也迅速擴大，利潤可觀，如英資漢口和豐面粉廠投資十萬元，每月純利7000元，一年兩個月就收回投資。新式工廠良好的贏利前景產生了滾雪球式的擴散效應，非口岸城市也開設了一批新式工廠，其中無錫、南通、順德、北京和成都設廠較多，這預示著工業布局的變革。由于絕大部分通商口岸都在東部沿海地區，新式工業的初步發展開始改變中國舊有的經濟格局。正如吳松弟所論，中國經濟的地區差距“從南北差距為主、東西差距為次，變為東西差距為主、南北差距為次”。

　　第二階段從1914年一戰爆發到全民族抗戰爆發前。這一時期，新式工業從通商口岸向非口岸城市擴散，形成長三角、華北、東北、長江中上游和珠三角五大經濟圈，區域工業化模式初具雛形。

　　一戰爆發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進入“黃金時代”，民族資本紛紛涌入新式工業。1920年后，民族工業雖然經歷了一個困難時期，但仍然頑強成長。據《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統計，一戰前外資工業資本（約37690萬元）超過本國工業資本（民族資本和官僚資本合計約28932萬元）。到1920年，以民族資本為主的本國工業資本（56484萬元）已超過外資（5億元）。《江漢關十年報告（1922—1931）》分析了中國國內制造品取代外國工業品的趨勢，認為“這十年進口總的趨勢是，輸入品主要限于中國不能生產的產品，如煤油、用電設備、機械等。由于中國勞動力低廉，那些在國內能生產且國內產品價格遠低于進口品的商品越來越多地被拒之于門外”。

　　這一時期，主要在民族資本的帶動下，新式工業從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向非口岸城市大舉擴張。吳承明、戴鞍鋼、謝放、袁為鵬等學者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但他們關注的主要是十幾個大城市和一些重要行業。1933年經濟統計研究所《中國工業調查報告》提供了17省4市共146個縣市的內資工業數據（共2435家使用機器動力且雇工30人以上的工廠，不包括礦業、兵工廠和造幣廠。無東北淪陷區數據，亦未調查當時工業落后的云南、貴州、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據該報告的《地方工業概況統計表》，內資工業年總產值為15.69億元。可將工業年產值超過百萬元的城市分為七個等級：特級（7.27億元）、一級（超過億元）、二級（超過七千萬元）、三級（兩千萬到三千萬元）、四級（一千萬至兩千萬元）、五級（五百萬到一千萬元）、六級（一百萬到五百萬元）。當時長江三角洲經濟圈有特級城市1個（上海），二級到六級城市數量分別為1個（無錫）、3個（南京，江蘇武進、南通）、3個（江蘇吳縣，浙江杭縣、鄞縣）、7個（江蘇鎮江、南匯、崇明、江陰，浙江永嘉、紹興、余姚）、19個（江蘇松江、江都、常熟、句容、淮陰、盛澤、東海、川沙、太倉、江浦、奉賢、啟東、泰縣，浙江嘉興、吳興、海寧、奉化、蕭山、德清），總產值10.21億元；華北經濟圈從二級到六級城市的數量分別為1個（天津）、2個（青島、濟南）、3個（北平、河北唐山、河南鄭縣）、4個（河北石家莊、漢沽塘沽，山東福山，河南汲縣）、11個（河北清苑、長辛店，山東濰縣、濟寧、益都、長山，河南新鄉、開封、安陽，江蘇銅山、海門），總產值約2.36億元；長江中上游經濟圈的武漢三鎮為二級城市，四級到六級城市數量分別為2個（長沙、重慶）、1個（成都）、5個（湖北沙市、大冶、黃陂，江西九江，四川瀘縣），總產值1.21億元；珠三角經濟圈地域最小，廣州為一級城市，四級到六級城市數量分別為1個（順德）、2個（中山、南海）、3個（汕頭、新會、東莞），總產值約1.35億元。關內十大工業城市分別為上海、廣州、天津、武漢三鎮、無錫、青島、濟南、南通、南京和武進。因未包括外資工業，前六名中除無錫之外的五個城市的產值都有低估，青島尤甚。在淪陷之前，東北經濟圈的北部中心哈爾濱“中外各廠合并計之，其廠數資本未必即較遜于無錫”。南部大連、沈陽、安東、營口、撫順和鞍山的民用工業也多由日資控制。除以上地區之外，全國其他地區僅有五級城市4個，六級城市4個，地域間的巨大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各經濟圈的工業中心仍是一線通商口岸，而新式工業已經向更多非口岸城市擴張。在華北、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演化為眾星拱月的區域工業化模式。長三角和珠三角延續清代以來的經濟地位，又得開放先機。華北經濟圈的崛起則顯示出鐵路網絡對工業化的影響，在平漢線、隴海線、津浦線、膠濟線四條鐵路和渤海灣、膠州灣圍合成的區域內，涌現出濟南、唐山、石家莊、鄭縣等十幾個新的工業城市，特別是河南5個工業產值過百萬元城市都分布在隴海線以北。長江中上游經濟圈雖坐擁兩湖和四川的廣闊腹地，且影響力達到河南南部，但因交通干線只有長江水系水道和平漢線南段、粵漢線（1936年全線通車）北段鐵路，區位優勢弱化，工業發展受到制約，其中武漢工業實力從民初全國第二降至第四。

　　第三階段從全民族抗戰爆發到解放戰爭結束。東部地區工業在抗日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新式工業向西部擴散，西北和西南工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抗戰期間，大批工廠、高校和各行業人才隨國民政府西遷，大后方成為經濟建設重點。據重慶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翁文灝介紹：“川、康、湘、桂、黔、滇、陜、甘、寧、青各省在戰前所有新式工廠，只能占到全國總數的百分之八，發電度數僅及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而工業用電則只有全國總數的百分之零點四五”。至1943年上半年，“工廠總數已較戰前增加十五倍，資本總額增加七十二倍，技工人數增加七倍，動力設備增加五倍”。大后方新式工業的分布情況為：重慶和四川占44%，湖南和廣西占21.11%，陜西、甘肅占13.93%，云南、貴州占5.8%，西康、青海和寧夏的工業更是從無到有。重慶和成都工業迅猛發展，昆明、貴陽、湘潭、西安、寶雞、咸陽、蘭州、玉門、銀川、西寧等一批新工業城市興起。服務于國防的重工業是大后方工業主體，廠家數量占54%，資本額占70%以上。由此也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工業化進程一開始就存在輕重工業失衡的問題。

　　抗戰結束后，中國工業布局呈現出一些新特點。據國民黨政府經濟部1947年對18個重要工業城市和遼吉、臺灣地區的調查，上海、天津、廣州工業排名前三，重慶升至第四，武漢落后于青島，降至第六，遼吉兩省（不包括大連的8個城市）的總體工業實力位居前列，西安、昆明、貴陽、蘭州成為重要工業城市。經過一個世紀的曲折發展，到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大部分重要城市建立了規模不等的新式工業，但除了長三角、珠三角、華北經濟圈和東北地區形成了一定的產業分工和集聚效應，其他地區的工業布局都比較分散。全國工業又過度集中于幾個一線城市和東北，上海產業工人占1947年調查工人總數的53.8%，上海、天津、重慶、青島、武漢、廣州和遼吉合計更是占到83%。這些特點在較長時期內對我國的工業布局和相關產業發展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

　　《光明日報》（ 2017年12月04日 15版）